到过阿里，才知道什么叫生存环境恶劣。在那地方，一年四季得穿棉裤，因为缺氧，路要慢慢走，话要慢慢说。我在阿里遇到一位上海援藏医生，他从拉萨走了15天到阿里，自觉能适应了。早上做了5分钟广播体操，不料就此躺了5天。孔繁森生前说过，在阿里这地方，待着就是做贡献。而王松平在阿里一待就是8年，直到2004年调任自治区旅游局。阿里这块“藏在雪域人未识”的瑰宝如今成为到西藏的“驴友”最想去的地方，他实在是功不可没。
王松平既不是西藏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也不是几年一换的援藏干部。他老家在山东，上世纪80年代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腔热情骑着自行车进藏。王松平的事迹曾登上报纸，轰动一时，全国各地的女孩子也纷纷给他写信，在安徽合肥当医生的太太就是当年他的“粉丝”。如今女儿已上中学，可一家人还是分居两地。我问他什么时候全家才能团聚，他回答：大概要等到退休吧！
那天晚上我们边喝红酒边聊天，王松平一喝酒脸就红，不过并不代表他的酒量不行。一个是旅游局长，一个是“驴友”，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西藏旅游。我提到在林芝时看到当地许多新建的藏民住宅用彩色铁皮做屋顶，全无藏式建筑的特色，不伦不类。他一听就来气：“我跟林芝的领导多次说过，不能再这么改造农村，哪怕是人家援建，也一定得保护好藏族文化。”
王松平正在读博士，那是前两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做访问学者时萌生的念头，“人家老外研究中国西藏的都是博士、教授，我是搞西藏旅游的中国人，没点真才实学太说不过去了。”
献了青春还要献终身。王松平就是这样。
体验另一种生存方式
在很多场合，艰难困苦并不重要，困境中人与人的关系、互相帮助才是最珍贵的。西藏最吸引我的，就是能体验到我一直梦想的那种生存方式。
——翟大辉(汉族，西藏圣地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兼摄影)
如果说“北漂”一族，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到北京寻求发展或发财机会，那么“藏漂”一族基本都是因为迷恋西藏。翟大辉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拉萨喜马拉雅饭店二楼大堂靠窗的一角，他坐在我对面。黑色拉链T恤外，套一件米色摄影背心，配上披肩长发，倒也蛮时尚的。下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给他壮实的身躯镶上了一圈轮廓光。
大辉的祖籍是安徽，家在杭州，可能因为母亲是上海人的关系吧，1992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工作之余，他特别喜欢越野、探险什么的。2002年他创办了一个汽车俱乐部，最兴旺时拥有近300名会员，经常组织会员驾车旅游。而他的汽车改装店尤其受欢迎，那些爱车经他之手，不仅变得时尚靓丽，也更加适合野外旅行。但自从他到过西藏，就迷上了。2005年，他毅然关掉了自己的公司，只身进藏。“我最初只是想从事自由职业，那时刚迷上摄影，西藏风景优美，风土人情也有独特的魅力。”大辉说道，“到了拉萨碰到专门从事旅游、文化开发的圣地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竟是大学同学，他们公司正缺人手。就这样我进了圣地公司搞营销，这个喜马拉雅饭店也是我们公司的。”
“你为什么要放弃上海优越的条件跑到西藏来？”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大辉抿了口茶，眯缝起眼睛，目光里掠过一丝深沉。“我只是想体验另一种生存状态。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在和藏民的接触中，有很多事会感动你。有些东西你不深入，是不可能发现的。藏民很淳朴，很善良，我在外面车出故障或陷车，都得到过藏民的帮助。”大辉告诉我，有一次他独自去藏北草原拍摄朝圣者，白天和藏民一起步行，晚上支起帐篷和藏民为邻。天气寒冷，又下着雪，条件非常恶劣。那些藏民很贫穷，但很热情地请他喝酥油茶，早上还把烧好的开水送过来……“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觉，我会铭记一辈子。”
这两年，翟大辉几乎走遍了西藏。“在上海的感觉是为生活而生活，一天3个小时得花在路上。在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2个小时就可到卓雍湖。在西藏，人和自然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大辉告诉我，他曾经拍摄过一部朝圣者磕长头的纪录片，那藏民带着3个孩子从家乡出发，他从一开始就跟着拍，长期跟踪。“这样的拍摄过程虽然辛苦，但让我体验到了在上海无法想象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一种升华。”
在离开拉萨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大辉相约在拉萨有名的“念”酒吧喝酒。他的太太也来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成都女孩，在网上开了家商店。我们喝着威士忌，几个中外客人轮流在麦克风前又是弹吉他又是唱歌。大辉告诉我，拉萨的外国人很多，并不都是旅游者，有的做慈善，有的做环保。拉萨是个很时尚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拉萨距离上海并不遥远。“也许几年后我会离开西藏再回上海，但现在我必须在这里。”翟大辉说。
拉萨街景
拉萨八角街酒吧里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