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援藏”?
“支援西藏”，这是我们国家五十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一条重要政策。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西藏作为一个条件艰苦，发展落后，需要帮助的兄弟，一直得到了特别的呵护和关照。
从1950年18军进军西藏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从中央机关到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以各种方式，送去了一批又一批援藏者。干部、工人、学生，包括20世纪80年代开放搞活以后大批的经营者和民工，的的确确对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用青春和汗水，甚至鲜血与生命赢得了西藏人民的信任。“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就是对援藏干部的高度概括。但是，西藏的条件极其艰苦，真正发挥援藏干部的作用，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完善，而每一次选派援藏干部的方式方法上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因而往往事倍功半。1992年，全国选派的128名援藏干部，从整体上是不错的，但有的省市组织人事部门单纯为了完成选派任务，在选拔时，没有进行认真的考查，有的纪律性太差，有的意志薄弱，有的工作能力差，有的家庭负担重，大部分没有进行严格的体检，还有的年龄过大(最大的 46岁)，这些不利因素，一开始就造成了被动。加上确定的时间过长(10年)，使一些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很短时间就回到内地，有的甚至的还当了逃兵。这些问题很快引起各级组织部门的关注。
1994年7月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确定了“对口支援，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新时期援藏工作方针，这在原有工作方式上有了很大的改变。1995年5月份左右，全国14个省市选派的600多名援藏干部陆续到达对口支援的七个地市(其中拉萨市由北京市和江苏省对口支援，日喀则市由上海和山东对口支援，一包十年，分三批干部，每批三年半) ，阿里地区由河北、陕西两省对口支援，两省由两名地级干部作为领队，带领31名县处级干部奔赴阿里，他们被安排在地直个别部门和普兰、札达、日土、蔼尔四县担任党政领导职务。这次没向革吉、改则、措勤东三县安排援藏干部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事实求是的态度(在此之前，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张永法曾到阿里就干部需求进行过调研)。?
援藏干部到西藏，特别是到阿里，需要扎扎实实过好五关：? 第一关是高山反应关。这大概是最难过的关，对我而言不是太难，但同时23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没过好，而是压根就没过去。有广东的一位，本应到阿里担任某县县委副书记，但只到了拉萨，待了几天就回去了，压根连阿里的影子都没看到。在阿里面对现实，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文成公主，马克·波罗(意大利人)、斯文·赫定(瑞典人)早在四百多年以前就到了西藏，到了阿里，而且弄清楚了许许多多本该由我们中国人弄清楚的问题；十八军和先遣连为什么能克服高原反应；阿里高原上有许多50年代、60年代进藏干部，他们为什么能默默无闻地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为什么民工到了高原上立即从事重体力劳动，却很少有人因高原反应而退却？我平常老开玩笑说：应该请四川民工给援藏干部作报告，看他们是如何战胜高原反应的。我在想，人类本身抗御艰苦的能力是否在下降？我的看法是：现代人起码在意志方面远不如古人，我还联想到为什么许多干部工作安排稍不如意就住进了医院，而干部提拔后却几乎没有一人因病而不能赴任者，我还想起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进北京城前大声疾呼要坚持两个“务必”。当有些援藏干部刚刚上山几天，一见到来自家乡的慰问团就痛哭流涕伤心痛苦，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时( 这种人大有人在)，我就在想，假如文成公文再世， 假如冻掉三个指头的李子祥或者在阿里工作过几十年的任何一位汉族干部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这些人还会哭吗？与我们同去的新疆援藏干部郜瑞林，到革吉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是在“东三县”唯一一个干到底的人，除了他的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外，他一直保持乐观、意志坚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讲，援藏干部选派时必须进行严格的体检，我们同去的一个援藏干部，到拉萨一检查，心电图异常，没多长时间就病得回去了。
第二关是生活关。到了阿里，你得用手抓羊粪、牛粪，得喝碗里漂着羊毛、牛毛的酥油茶，要在招待所盖满是臭味的被子，而且还得蒙头睡觉，否则半夜鼻子会冻得发紫(随着西藏发展，这些情况现在已经很少遇到)，有的人在内地党性很强，觉悟很高，但过于讲卫生，恐怕未必能过得去这些难关。我在改则下乡刚开始吃风干肉(未经蒸煮靠自然风干的牛肉、羊肉)时，当嚼出血腥味便会偷偷地吐出来乘人不备扔掉， 生怕里边会有什么寄生虫虫卵，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在阿里，时间久了，人们对牛粪、羊粪都有一种亲切感，有了它，寒冷的夜晚才能渡过。否则，非当“团长”不可(在阿里，人们把晚上睡觉冻得缩成一团戏称当“团长”)。为了取暖，有人甚至点着报纸，在房间挥动，以躯除寒气。在阿里， 当时一吨焦炭1600元，谁舍得烧？
第三关是工作关。到阿里混日子的太平官做不得，风风火火的急性子也要不得，这里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方式与内地差别太大，有点“老虎吃天”的感觉。西藏的自然条件和工作基础决定了工作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位沿海地区的援藏干部，刚到西藏时雄心勃勃，兴奋不已，无时不在谈论如何施展手脚，为阿里建设大干一番，可后来不到一个月就病了，两个月后就回去了。的确，援藏干部们多年受党的教育，大多数人较长时间担任领导职务，还是想在西藏干一翻事业的，可是一接触实际，许多人就一下子心灰意冷。精神上缺少支撑，身体很快就跨了。在阿里，作为领导干部，除了组织协调能力外，还得有文字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普通话)。由于西藏文化相对落后，文秘人员比内地更缺乏，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尽可能自己动手，要不就会影响工作。说普通话在全国各地都很重要，在西藏也不例外。许多援藏干部，一口家乡方言，苦了当地的藏族干部，也苦了同去的汉族干部，在拉萨，在阿里，听不懂的大会发言者，绝大多数是汉族人。
不得不说到援藏干部的健康和安全问题。1994年到1995年，连续发生了几起援藏干部意外事故：1994年8月5日，团中央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已被提拔为副书记)冯军突发心脏病死于宾馆浴池旁，年仅48岁；辽宁省团省委副书记在那曲考察时发生车祸身亡，加上孔繁森、王玉昌外，还有另外几起车祸，这都从不同方面敲响了警钟，援藏干部在西藏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十分重要，任何一件在内地看似平常的事故，在西藏却可以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第四关是人际关系关。在西藏，与当地干部，特别是当地藏族干部在生活和工作上搞好团结十分重要。在内地有人问过：藏族人腰带藏刀，是不是很凶悍，在西藏安全吗？其实，这种担忧完全是多余的。藏族人为了生活方便，尤其是吃牛羊肉时离不开刀子。但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动刀子行凶杀人的事情发生，西藏的治安形势远比内地许多省市要好。而且我从亲身体验中深深感受到藏民族的亲和、友善、诚实等优点。不仅如此，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谦谦君子的儒雅之风，甚至连从内地去的汉族干部也自叹不如。比如：见面问好，进屋请坐，分别时再见，这些礼节既使再熟悉的人，也照样如此，这可能是“十八军”留下来的好传统。但这并不是说搞好团结就没有任何问题。藏族、汉族干部由于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工作方法都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由于个别援藏干部临阵脱逃的行为，引起当地干部包括汉族援藏干部的极大不满，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援藏干部的形象，要想取得信任，必须战胜困难，干出名堂。团结是基础，是前提，团结才有力量，在内地如此，在西藏更是如此。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关怀，在西藏尤为重要。
第五关是家庭关。家庭有困难者，家庭不稳定者压根别去。有人开玩笑，援藏干部有三怕：一怕老人病重住院；二怕老婆另有新欢；三怕孩子逃学捣蛋。这话不无道理，其中任何一件事发生都会让你牵肠挂肚，忧心如焚的。与我同在改则县的余承铨副书记，论水平能力，论为人处事，都是无可挑剔的，本以为我俩可以在改则同甘共苦，干出一番事业来，但就是上初中的孩子不争气。在他援藏不久，就开始逃学，成绩直线下降，妻子无力管教，余书记每日忧心忡忡。由于思想压力大，加上高山反应严重，他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我俩从县食堂领回一袋面粉，当抬回到家里时，他一下栽倒沙发上，脸无血色，饭做熟了也不能吃。余书记后来在拉萨治疗一段后，医生判定不宜再在西藏干下去，他调回了江西，我在改则失去了一位好同事，一位好伙伴。后来，江西省又补派了罗宗棋同志接替余书记的职务，他年青一些，但很成熟，在改则干得不错。
援藏干部能否渡过五关，取决于一定的客观基础；取决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与否；也取决于在援藏岗位上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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